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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人數上做文章，要害是翻東京審判、南京審判的鐵案”。4月2日、3日，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導、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副所長張生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歷史系博導張連紅教授，江蘇省行政學院楊夏鳴教授，在南京、美國先後對本報記者發表談話指出，這雖是一些日本政客和日本右翼的慣用伎倆，但是對這種失信國際社會，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言論和圖謀，有必要依據史實予以回擊和揭穿。
　　楊夏鳴是78捲本《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副主編，他赴美查閱並翻譯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檔案，編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東京審判》等捲。目前正在美國的他，接受本報採訪時說，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藏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8年11月作出的判決書，其中《南京的暴行》有專門的章節：（在南京）“被占領後的第一個月中，南京城裡發生了將近2萬起強姦案。日本士兵隨意搶奪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南京最繁華的商業街道，以及這座城市其他成片的商業區被大火燒毀。士兵們無故地焚燒市民的家。……縱火……持續了六個星期，約1/3的城市就這樣被毀掉。……日軍占領（南京）後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這一統計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被焚燒的、被扔進長江的以及被日軍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屍體。”
　　楊夏鳴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曾指出，法庭所說的“總數超過20萬”，一是沒有“包括那些被焚燒的、被扔進長江的以及被日軍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屍體”，中山碼頭射殺後投屍江中，漢中門外屠殺後焚屍，草鞋峽掃射後焚屍，便是六萬五千餘人；二是僅計算了“在日軍占領後的六個星期內”，其後日軍並未停止屠殺。因此梅汝璈認為，法庭認定的數字是“慎重的、保守的”。
　　史料顯示，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也載明：“（南京）城陷後，（日軍）展開大規模屠殺，……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十九萬人以上。……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十五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三十餘萬人。”
　　張生博士也是4000萬字大型史料叢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副主編，他還領銜出版了兩捲本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他說，雖然中國不承認《舊金山和約》，但是1951年日本政府是在該“和約”上簽了字的。該“和約”第11條明確說：“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
　　他指出，挑起戰爭的國家，戰後承認侵略的罪行，接受國際社會對其的矯正，方獲新生。戰後新的國際關係和秩序，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在早已接受東京審判、南京審判判決的日本政府，其高官出來質疑這兩場大審判認定的數據，這不僅是背信棄義，出爾反爾，違背了國際間交往的常識和國際法，更是企圖翻南京大屠殺的案，並且挑戰戰後國際新秩序。這種忘記歷史的教訓，動搖日本和平發展的立國之基的言論，不僅中國人民和反法西斯盟國的人民要反對，日本人民也應該反對。
　　《南京大屠殺全史》和《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副主編張連紅博士說，日本侵華暴行罄竹難書，如：“三光政策”、慰安婦、毒氣戰、細菌戰、無差別轟炸、縱容毒品、強制勞工、掠奪資源等等，南京大屠殺則是日本侵華罪行的標誌和象徵。如果不是以史為鑒，那就沒有意義。現在人們一提“二戰”的教訓，日本某些人就覺得不舒服，這說明他們缺乏深刻的反省，沒有與歷史上的日本軍國主義一刀兩斷，如此下去，他們歷史的包袱會越背越重。現在的日本應該和現在的中國一道，站在全人類的共同角度，站在公理、正義、和平的角度，共同維護和平，共同譴責以前軍國主義的日本及其侵略罪行，這樣日本才會有未來。　　（原標題：中國史學家揭穿日本政客翻案企圖）